民国大师风范，为何后世难再续？

陈寅恪先生是民国大师之一。

陈寅恪乃传统中国公子。

祖父陈宝箴官居湖南巡抚，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诗人，和谭延闿、谭嗣同并称“湖湘三公子”，母亲俞明诗是台湾“国防部长”俞大维的姑姑。

俞大维母曾广珊，曾国藩孙女。

当年的中国，家世显赫基本等于家学渊博陈寅恪自幼便身处书香门第，跟随父母研读经典著作，年仅十几岁便已能出口成章，展现出非凡的文学造诣。

1910年，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后，踏上了为期十六年的西洋留学征程。

在十六年的求学旅程中，他辗转柏林大学、苏黎世大学、哈佛大学等全球知名学府深造，虽未能获得任何学位证书，却将西方的理论体系与学术工具悉数吸纳，深植于心。

吴宓于哈佛大学结识陈寅恪，不禁长叹：“此子必当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士。”

“寅恪之学识，实乃三百年间独一无二之才。”

昔日，陈寅恪身着素雅之衣，身姿清癯，凭借其广博的学识，在文坛声名远扬。

1925年，陈寅恪学成归国。

恰逢此年，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，胡适先生提议实行导师制度。运用现代科学整理国故。

清华大学及研究院特邀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担任导师之职，而研究院主任吴宓亦有意聘请陈寅恪加入导师行列。

校长曹云祥未曾与陈寅恪相识，梁启超便竭力举荐道：“即便我梁启超著作颇丰，但综其所有，亦不及陈先生那三百字之价值。”

得益于吴宓与梁启超的举荐，陈寅恪得以顺利加入国学研究院，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并驾齐驱，被誉为“清华四大导师”。

五年之后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停办，陈寅恪先生遂辗转于西南联大与香港中文大学之间授课。特别是在香港的任教期间，他以渊博的中国学问结合西洋研究工具撰写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。

陈寅恪在其著作中阐述了“关陇集团”这一重要概念，此议题已成为唐史研究领域内不可或缺的讨论焦点。

陈寅恪凭此书即成大师。

他成就非凡。

清华四大导师

陈寅恪的生平轨迹，清晰地展现了一位民国时期大师的成长轨迹。

第一是家世好。

即便出身并非显赫，亦须觅得声名卓著的导师。

诸如陈寅恪，被誉为“公子中的公子”；林徽因，乃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之女；梁思成，则是文化先锋梁启超之子；而胡适，则出自绩溪那闻名遐迩的书香世家。

诸如梁启超乃“南海圣人”康有为的高足，季羡林则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。

在那个文盲比率高达八成的民国时期，优越的家世往往意味着文化的传承。只要自幼勤学苦读，一个人的起点便远超当时八成以上的人群。

无论是就读大学还是赴海外留学，这些出身优渥者往往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。鉴于教育尚未普及，官员和教师等职位，往往需从他们之中选拔人才。

实在是没人啊。

对于生活困窘的民众来说，勤勤恳恳地劳作是首要之务，切勿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难道读书不是穷人也有权利追求的吗？

第二是圈子。

在享有读书资格的少数地区，通常仅几家世家，他们不仅在家族产业上紧密协作，更共同左右着地方政坛。为了维系既得的奋斗成果，他们更是通过世代的联姻来巩固地位。

荣辱共存的圈子形成了。

随着这个圈子层次的提升，其成员数量逐渐减少，地域分布也日渐广泛。唯有该省最顶尖的家族，才有资格与外省的顶级家族携手合作，共同构筑起覆盖全国的精英网络。

在《让子弹飞》中，鹅城的两大势力集团构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圈子，而依附于刘督统势力下的黄四郎，方才有机会跻身于全国性的权力圈层。

圈内人必相互扶持。

梁启超曾言：“即便我所有的著作累积，亦不及陈先生那300字来得宝贵。”然而，梁启超的著作就真的毫无价值吗？这恐怕并非事实。

他仅仅是凭借自己的身份，为陈寅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在梁启超的加持下，陈寅恪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担任导师，便显得顺理成章。

高晓松曾经说过：

“硕士在我们家似文盲。”

他的外公张维身为院士，外婆陆士嘉在流体力学领域享有盛誉，舅舅张克潜担任清华系主任，母亲张克群则是著名的教育家，父亲高立人则是清华大学的教授。

张克群是梁思成的学生。

身处清华园的高晓松，仅需随意推开一家店铺之门，稍作交谈，便能够汲取新知。

若身处民国时期，梁思成在听闻高晓松求职之际，或许会赞叹道：“晓松之才，远胜梁某十倍。”如此一来，高晓松即刻便能跻身清华教授之列。

家世与圈子之强大。

林徽因和梁思成

第三是出国留学。

陈寅恪曾造访历史学家夏曾佑，夏先生对他说：“你竟能阅读外国的书籍，实在可嘉。而我，唯有研读我国典籍，现已将所有藏书览尽，实是无书可读矣。”

“书籍岂是轻易就能尽数阅读完毕的？”然而，随着岁月流转，步入暮年，他方才领悟到夏曾佑所言确有道理：

中国书籍种类有限，确实能读完。

究竟涉及哪些具体种类，陈寅恪并未明言，旁人也无从得知。然而，细细思量之下，这样的说法亦颇合情理。

中华智慧的源头，可追溯至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等经典著作。步入春秋战国时期，衍生出百家争鸣的盛况。自此，我国学术领域虽迭有新意，但未曾再有翻天覆地的巨变。

在这之后的二千年间，绝大多数的书籍都是对古代经典文献的阐释，或是对名流著作的注释，真正独立创立新学说的作品寥寥无几。

袁绍家族以解《易经》为生。

譬如千家阐释杜诗，实乃数千学人以此为业，致力于对杜甫诗作的注解。

尽管诸多古书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蕴含着一条条相互关联的脉络。而作为这些脉络交织网络中的关键节点，其实不过寥寥数种书籍，一旦通读完毕，便已尘埃落定。

昔日的世界尚处于起步阶段，我国便如同一盏文化璀璨的明灯。然而，步入近现代，古籍中的中国似乎显得格外落伍。

志士竞相出国留学。

他们在海外学习先进理念与工具。，重返那些在诸多学科领域均一片空白的旧中国，知识的珍贵与稀缺性即刻凸显。

那些知识，乃是中国国内无人能解之谜，唯有留学生群体能够洞察其奥秘，因而他们自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犹如鹤立鸡群。

对于一切关乎外域的事物，一旦他们指出错误，他人往往难以提出异议，从而牢牢掌握了评判知识标准的言说主导权。

张三如此表达：“美国理应呈现出某种特定的面貌。”

留学生：“您去过美国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你这是在胡言乱语，我在美国深造多年，真正了解的美国是这样的......”

因此，民国时期的诸多大师们，不仅掌握了知识的稀缺性，更拥有着权威的话语权。他们将外国的先进理念引入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，可谓是降维打击的典范。

本土派与留洋派彼此间互不妥协，频繁以笔为剑，在文章中展开激烈的论战。唯有博学多才、融会中西的陈寅恪，方能平息两派间的纷争。

中西学问皆通。

这就是民国大师。

陈寅恪

3民国时期归国的留学生，常常将所学的外国知识带回国内，进而于高等学府中设立院系，从而成为我国某些学科领域的奠基人。

陈寅恪以外国理论视角审视中国历史，引领了隋唐时期研究的崭新篇章。他对“关陇集团”与“胡汉血脉”的深入探究，已成为后世学者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石。

探讨隋唐之奥秘，无不需循陈寅恪所踏之路径而行。

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继而远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。经过数十年的潜心钻研，他著作等身，完成了诸如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等融合中西文化的杰出作品。

在当代哲学研究领域，冯友兰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。

胡适在国外取得了十余个博士学位，尽管他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，他却深刻领悟了“民主自由”这四个字的真谛。归国后，他凭借着这四个字，成功跻身青年导师的行列。

在这片广袤的蛮荒之地，仅需简单的复制与粘贴，便能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。

民国学者遇历史进程。

无疑，在那个尚且粗犷的年代，大师们的学识已达至精深之境。然而，他们得以流芳后世，时代赋予的机遇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推力。

这点很重要。

在黄埔军校的初创阶段，蒋介石与王柏龄居于话语权的核心位置，而何应钦则相对边缘，不得不退居一旁。

王柏龄未察觉自己将影响历史。

此君性情慵懒，对居住在简陋的黄埔军校颇感不适，常在闲暇之余，溜至广州城，沉溺于购物、畅饮及寻欢作乐。

蒋介石急需处理事务，却苦寻王柏龄不得，只得嘱其专心工作，不料其绩效考核却未能达标。反观何应钦，虽处于边缘位置，却勤勉异常，凡有吩咐，无不迅速落实。

何应钦成黄埔第二。

中共建党。

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。由于李大钊先生因图书馆事务缠身，无法亲自出席，便委托了三名学生代表其出席此次大会。在这三名代表中，有一位年仅19岁的青年，名叫刘仁静。

与其他英雄相较，刘仁静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或许并非显著，然而，正是那偶然的际遇，使得他得以跻身“一大”历史照片的行列之中。

数千万后继的同志们，无不凝神瞻仰此幅照片，以示崇高的敬意。无论时光流逝多久，刘仁静的名字必将流传千古，这是无数英烈未曾享有的荣耀。

这是历史进程的丰厚回报。

民国时期的大师们亦然，作为我国众多学科的奠基者，只要科技与文明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革，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时代同存。

数十年来，中国培养的每一位毕业生，从理论上讲，都曾是他们的弟子。至于那位祖师爷的名字，无疑是该学科领域的一座不朽丰碑。

无论后世学者如何竭尽全力，著述无数，他们都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超越那些开山鼻祖的地位。

我主修新闻学，而邵飘萍与邹韬奋则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宗师。

百年来，新闻记者纵然笔耕不辍，挥毫泼墨撰写出声名远播的佳作，却也鲜有人敢于与之比肩。邵邹二公在新闻界的地位，自新闻行业诞生以来，便始终屹立不摇，无可撼动。

出身优渥，学者得以远赴海外深造；社交网络，助他们觅得理想职位；学识与职位相得益彰，使他们成就了学科的奠基者。

民国大师，得名于此。

何应钦、蒋中正、白崇禧

为何民国大师格外耀眼？

时至今日，他们的名字已跨越学术领域，几乎有被封神的趋势，更有众多人士以“民国大师多”的说法，来讽刺当代社会的“大师”稀缺。

物以稀为贵。

在那个年代，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%，人均寿命仅35岁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十分落后的。

彼时的轻工业尚处萌芽阶段，而重工业则几乎付诸阙如，以至于火柴、钉子、机枪、飞机、坦克等物资皆无法自给自足，钢铁产量亦仅达到5万吨的微薄水平。

在沉寂无声的时代洪流中，文化巨匠宛如夜空中最为耀眼的星辰，唯有他们，方能昭示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依旧蕴藏着希望之光。

而产生璀璨明星的，往往是黑暗时代。

在更为晦暗的时代孕育而出的明星，愈发闪耀，更显珍贵。毕竟在诸多方面都相对滞后，哪怕是一抹微光，也能照亮古今。

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，同样是这个道理。

唯有在动荡的时代，才需天降圣人以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这样的苦难境遇亦磨练着人们的意志与能力。因此，圣人往往在乱世之中诞生，而乱世亦孕育出圣人。

年代，大盗不少。

在太平盛世，社会尤为稳固，遇到问题，众人齐心协力便可解决，故而无需力挽狂澜的英豪，于是那些大盗便不复存在。

因而，那位大师的璀璨光辉，正是建立在黑暗时代的大背景下。

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，我们常常对英雄与圣贤心生敬仰，然而，孕育出这些英雄与圣贤的时代，往往对普通百姓显得不够仁慈。

唯有当圣贤与大师的身影逐渐淡出，方显社会的真正进步。

胡适

想做大师不易。

自民国时期学科初创，历经发展，已细分出无数领域。若欲深入透彻地研究某一细分领域，实需学者毕生精力。

如同陈寅恪先生所擅，专研魏晋至随唐间长达800年历史的学者已寥寥无几，今日的历史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聚焦于魏晋、南北朝、随唐以及宋朝等更为细分的学术领域。

现代学者是否比陈寅恪学问低？

不是。

陈寅恪的史学造诣宽广无边，然而其研究深度则相对有限。他能够跨越长达八百年的历史长河，但对于特定朝代的研究，尚不及当代学者之精深。

例如，唐长孺先生所提出的“唐朝后期南朝化”的论断，已将唐史研究的领域推进到了新的高度。

张广达先生广涉众多出土文书资料，对西域史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研究，遂著成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等巨著，共计63万字。

此外，不容忽视的还有荣新江先生的《归义军史研究》、陆扬教授的《清流文化与唐帝国》、仇鹿鸣博士的《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》以及李碧研研究员的《危机与重构》。

尽管他们的声望不及陈寅恪，然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，他们均深耕细作，研究成果斐然。

陈寅恪的贡献在于开创先河，而后来者的成就则在于继承发扬……其间并无高下之别，唯有薪火相传、接续奋斗。

众多现代学者，即便倾其一生，也难以在特定领域取得突破，更遑论对长达800年的悠久历史进行深入探究。

然而，他们已在细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。对于新一代学者而言，若想再创佳绩，无疑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。换言之，前辈们已将红利悉数吸纳。

在和平繁荣的现代社会，各类学科体系已逐步完善，源源不断地孕育着人才，使得大师级人物的学识不再显得那般罕见。

随着教育的广泛普及，知识的获取不再被少数人所垄断，学者们的发言权也随之被分散，因此他们的话语影响力已无法达到一语定乾坤的地步。

众人学术造诣似乎相差无几，以至于难以寻觅到大师的身影。

大师，就这样稀释。

在当今学科繁复、人才辈出的社会背景下，唯有那些天赋卓绝、在某一领域达到至高境界的佼佼者，方能荣获“大师”之誉。诸如袁隆平、屠呦呦、南仁东等杰出人物，便是此类典范。

门槛提升。

昔日归国留学，于国内学子而言堪称降维打击；而今，留学归来，那国外的美食是否美味可口呢？

昔日，若有人将海外之物复刻归国，史册上定会留下其名。然而，今人若敢效仿，哼，我又岂会轻易上网查阅？

我曾听闻长者言，在四十年代之末，一位与我同乡的前辈投身军旅，随解放军远征至内蒙古。凭借着小学学历，未及数载，他便荣膺县长之位。

小学毕业，能排骨自由吗？

国家进步，社会复杂，出头不易。教育普及与行业细化，已然将孕育大师的沃土逐步消磨。

大师，就这样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