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锐评周惠谈话：蹊跷又迷惑

李锐评周惠谈话：蹊跷又迷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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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方了解，甄别评估

尊史去伪

[附纪录片：庐山会议]

近期，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《采访周惠谈话记录》的文章，作者署名为“张杰”。文中宣称，1990年代中期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派遣人员对周惠进行采访，其中包含了一段涉及庐山会议另一位关键人物李锐的对话。文章借周惠之口，对李锐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提出了所谓“新史料”和“新观点”，例如称“庐山会议之所以呈现如此局面，李锐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”等说法。

我特地拜访了九旬高龄的李锐同志。这位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，对于五十年前那段历史的始末，仍能条分缕析，心境平和，谈笑风生，对谣言流言则显露出愤慨之情。

盛：《周惠采访纪要》一经网络发布，我便留意到，您曾同意余习广发布一则声明。声明中提到：张杰所发布的所谓《周惠访谈谈话记录》实为一篇虚假的访谈录。众所周知，庐山会议的参与者对此均有明确的认识。以周惠名义对我进行的所谓揭露，不过是虚构之谈。我期望，伪造者张杰能够勇敢地站出来，我乐意与他进行公开对质。

这份《声明》的发布已然过去两月有余，然而，那位作者却始终未见公开发声，与此同时，网络上却充斥着各种猜测和热议。一些“专家”撰文指出：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》这一资料的问世，恰似一缕拂面的微风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，驱散了1959年盛夏庐山上笼罩的迷雾，让我们的视野更贴近庐山会议的真实面纱。还有人感叹：“李锐昔日英名，竟在一朝之间毁于一旦，往日所建事业亦随之付诸流水。”且慢。时至今日，昔日参与庐山会议的众多同仁均已离世，唯有您仍健在人间。面对这些来历神秘的“庐山会议真相”，恳请您能予以较为详细的阐述。

李锐：我发布《声明》是基于充分的理由。张杰的文章在网络上公布不久，与我同住一栋楼的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便前来告知：他接到周惠的侄孙惠海鸣（原姓惠）从苏州打来的电话，电话中提到，周惠的夫人范博及其子惠小兵，“对于网络上流传有关李锐老先生的流言深感愤慨”，特地恳请他严肃转达这一信息。“周惠生前，从未有过关于评论李锐的此类谈话。”

此外，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所证实：“经查，中央党史研究室并无名为‘张杰’的个体；同时，组织层面亦未曾派遣任何人员对周惠进行过采访。”由此可见，《采访周惠谈话记录》一文纯属虚构，其内容切勿轻信。

在《庐山会议实录》一书中，我对庐山会议的真相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阐述。此书乃应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同志的提议与催促，方得落笔成文。胡乔木同志曾参与庐山会议，对会议内情了如指掌，他深感有必要撰写一本如实记录那段历史的书籍；否则，诸多真相恐将难以被后世所明辨。

我的手稿完成之后，历经乔木先生的细心审阅。此书于1995年问世并正式发行，至今已逾二十载。除却吴冷西曾表达过看法，我在《读书》杂志及《庐山会议实录》增订版附录中已作出回应与辩驳，除此之外，再无他人提出任何异议。

原本一切均明晰可见。然而，近期却突然出现了《采访周惠谈话记录》，对庐山会议的部分事实提出质疑，营造出诸多疑云，更有甚者，竟以诽谤之词，点名攻击我，这无疑令人感到颇为可疑。

盛：据我所了解，张杰所著的《谈话记录》在读者群体中引发了诸多不良反响：许多人纷纷附和，以为庐山会议揭露了“新证据”，竟然真以为“庐山会议之所以演变成这般景象，李锐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”呢！

李锐：关于庐山会议，早在1981年6月，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，对其已有明确的评价与定论。坚信当年毛泽东发起对“彭、黄、张、周反党集团”的批判，以及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“反右倾”斗争，实属错误之举。这一批判与斗争的来龙去脉，以及我在山上的言行举止，均已详尽记录于《庐山会议实录》之中。读者只需耐心阅读此书，便能一目了然。将这场由上至下展开的、明显存在错误的政坛运动的“主要责任”，推诿给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，这种做法无疑是颠倒了黑白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指责。

盛：近期，前“四人帮”的一员朱永嘉在海外撰文，对庐山会议进行了回顾，指出彭德怀的问题严重，并认为他对庐山的悲剧事件承担着重大责任。马立诚则在2009年12月3日的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了题为《庐山会议异论》的文章，对朱永嘉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反击。

李锐：朱永嘉的笔触中，表达了他与众不同的见解，纵然这些观点存在偏差，仍值得展开辩论。相较之下，张杰的文风并非呈现“不同观点”，亦非带来“一缕清风”，而是充斥着谣言与诽谤，实难容忍。

盛：我们必须对谣言和诽谤行为进行有力回击，以澄清事实真相。以张杰为例，他指责您致主席的信是“自作聪明”的行为，称您“撒谎”并“隐瞒”了当晚讨论的敏感内容，进而称您“捅了第一个大漏子”。他还提到李锐的转变，称其“彻底转变立场”，承认自己犯了“反党、反中央、反毛主席”的错误。这些说法真的属实吗？

李锐：书中明确记载：致主席之信非我一人“自作主张”，实乃田家英转述胡乔木所献良策。彼时，彭总致主席之信一经公布，各小组在讨论中便有人追根溯源，询问7月23日我们在黄克诚寓所所议之主席事宜，“湖南集团”的指责便源于此。鉴于主席平日对我颇有好感，乔木认为向我写信或许能更容易获得他的接纳。为打消毛的疑虑，我采纳了田家英与乔木的建议，向毛亲笔致信。该信全文已收录在书中。

在这封致毛的函件中，我确实有所保留，对我们在黄老那里交谈的部分敏感信息未予透露。此举的主要考量是保护黄克诚、周小舟等同志，力求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

事实上，主席已敏锐地捕捉到了我们当时的讨论，因此多次与我们进行交流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我不得不如实反映一些情况，并且后来不得不进行一场彻底的“大转变”，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。

我在《实录》中写道：在反思之际，我刻意将帽子戴得宽大，以求“一劳永逸”，从而避免再次遭受“避重就轻”、“不彻底”等类似的指责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坚守着原则。此前，我与薄一波同志有过商讨，他明确告知我：在叙述情况时，只需提及“彭、黄、张、周”四人，切勿将其他人牵扯其中。

我是遵薄老之嘱行事。大会《简报》披露了田家英与我平日间紧密的联系。我提及了田家英平日里对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与评论。首当其冲，便是不能忍受任何批评之声；其次，虽能夺取天下，却难以治理左右之人；最后，恳请避免在我百年之后，仍有非议之声传扬。”）竟将周小舟的部分言论，误归咎于我自身。此举并非仅仅着眼于李某一人之私。这又岂能算错，难道这是对“品格”的误解吗？

盛：

待我情绪平复之后，我深刻意识到：违心接受检查，违心赞同那“决议草案”，这实乃我在庐山会议上的重大过失，每当回想起此事，心中便充满了痛苦。此事对我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尤为深远，自那以后，党内敢于直言者日渐稀少，而迎合权势、阿谀奉承的风气却愈演愈烈。

“或许是李锐所言，不过我记不太清了。”后来，周小舟主动承认，那句话确实出自他的口。

黄克诚的这番言论，无疑有力地佐证了：您与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，犹如日月横空，光明正大，实无任何指责之处。

李锐：此外，《谈话记录》中所载“夜闯美庐”一事，纯属无稽之谈！众所周知，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，主席的居所四周戒备严密，未经毛的特别许可，亦无相应手续，任何人皆无法擅自入内。即便是彭总这样的杰出人物，起初也难以有机会与毛直接交流，最终只能通过书信来传达自己的看法。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“列席代表”，岂敢在没有得到“圣旨”的情况下，擅自“深夜造访”美庐呢？！

盛：谈及“夜闯美庐”一事，我曾拜读过周惠亲属惠海鸣于2009年11月16日所撰写的《关于张杰的“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”一文的声明》。该声明现已在网上公开发表。

张杰在文中提及的所谓李锐“夜闯美庐”一事，实乃“1962年小舟向周惠所述”的说法，纯属谣言，且时间线亦不符。事实上，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，周惠于1960年便被调往北京，此后与小舟再无会面，更无从谈起对时事的讨论。

这一事实充分表明：张杰所撰写的《谈话记录》纯属虚构。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在庐山会议上，您与主席真实交往的点点滴滴？

李锐：在庐山会议的召开之际，主席曾与我进行过三次会面，每次均为数人围坐而谈。

首次聚会恰在7月11日举行，周小舟、周惠以及我本人共同参与其中。

次则为7月17日，此次聚会除了我本人以及二周之外，还迎来了胡乔木和田家英的莅临。

在第三次的会面中，于30日的上午时分，出席者包括黄克诚、二周以及我本人。

这三次交谈的细节，我已在《实录》中详尽记录。除却这些，我未曾单独与毛有过接触；同样，毛亦未曾单独与我有过会面。

先前提及，我采纳了田家英与乔木的建议，于7月30日向毛泽东寄出了一封信，旨在对7月23日在黄克诚处发生的谈话内容进行澄清。本以为此事就此告一段落，却未料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。毛泽东实际上已经知晓了我们私下讨论的一些情况，我与所谓的“军事俱乐部”之间已形成了紧密的联系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我除了坦率承认错误并进行深刻反省，难道还会选择在夜晚擅自造访美庐，自取其辱吗？

《对话摘录》中提及，周小舟被派往广州任职后，田家英在出差途中特地拜访了小舟，并向其透露：在庐山会议期间，李锐与田家英均曾向毛求情，屈膝恳求，实乃荒谬至极！我深知你与田家英亦有所交往，对他应有所了解。田家英与我同为人正直坦荡，绝非常人所言的卑劣之辈。在关乎重大原则的问题上，我们怎会做出低三下四的举动呢？

盛：近日，有关田家英赴广州探望周小舟的消息，据我所了解，汪澍白先生特地拨通了广州的电话，向周小舟的夫人王宁询问详情。尽管她已年届九十七岁，但思维依然清晰。面对询问，王宁明确地答复道：田家英未访问广州见周小舟。此事纯系虚构。

关于您所提及的我和田家英，确实，在五十年代我供职于《中国青年》杂志期间，我与田家英先生有过较为深入的交流与接触。田先生曾向我分享过他对“主公”的崇敬之情，以及他内心的一些苦闷与忧虑。我深知他不仅才华横溢，更是一位颇具骨气的人物。在你们的守护下，田家英侥幸逃过了庐山的劫难，然而，他却未能避开“文革”这场浩劫，最终在毛泽东的书房——永福堂内，以自裁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坚定意志。

您曾亲口对我提及：安子文曾向您透露，田家英在临终之际，将平日所藏的毛笔书写的小幅宣纸，其中多为唐宋诗词，悉数撕毁，并投入马桶冲之净尽；随后，他将自己吊在一根横跨两书柜之间的绳索上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田家英带着满腔悲愤离世，我为此作诗悼念，其中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铮铮铁骨显刚雄”，“自诀悲凉难许国，伤心岂独一田生”等句，表达了我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悲痛之情。

同样，我由衷敬佩您：两次灾难均未能幸免，您承受了沉重的损失，却始终不屈不挠、挺身而出，这份坚韧与勇气实属不易！

李锐：我与田家英均怀揣着强烈的自尊，然我们的性格却各有千秋。田家英性格刚烈，却又带有脆弱的一面。心怀坦荡的他，无法忍受任何无端的羞辱与伤害，遂毅然选择了“宁为玉碎”的人生轨迹。

我所遭遇的苦难或许超过了田家英：既有政治上接踵而至的毁灭性打击，更有毛泽东所倡导的“六不怕”精神所面对的种种考验。（戴帽、罢官、离异、除名、服刑、断头）我尚存头颅于世，其余身躯已历尽沧桑；更有前妻范元甄在家中屡生事端，对我进行监视与阻挠。

举个例子：自庐山归来，抵达北京之际，田家英来电，称我与彼为“道义之交”。恰逢范元甄在侧，闻言即刻向上级汇报。翌日，便有来人将我的电话线路予以取消。那段时光，我可谓是四面楚歌，内外压力几乎让我濒临生存的边缘。

在那段被称为“三年困难”的岁月里，我被迫前往北大荒的农场从事劳作，濒临饥饿的边缘。正是在此危急关头，田家英伸出援手，将我的境况上报给了李富春，最终使我得以调离北大荒，从而得以存活下来。

我素来以忍耐著称，即便在那些艰难岁月里，我也始终坚信，黑暗终将消散，光明终将到来。这份信念支撑着我，让我得以度过难关。

盛：《谈话记录》还说您彼时年仅42岁，才华横溢，更得主席青睐，登临庐山之际，他意气风发。于是，“五十岁之前担任总理”的宏伟志向，在他心中悄然生根。此言无需争辩。各人有各自的志向，只要内心正直，行事端正，追求什么皆可自由，有何指责之有？

李锐：“这下我可是要碰上麻烦了。”这句话是湖南方言，意指我将遭遇不幸。果不其然，后续的发展正如我所预料的。

1959年四月，正值上海举办七届三中全会之际，我向毛泽东先后呈递了三封书信，就“大跃进”运动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。毛泽东在会上对我表示了肯定。他提到：“在南宁会议上，我找到了李锐，这位在长江水利部门中敢于与林一山唱反调的人，曾向我寄送过三封信。我觉得此人颇有见地，只是略显胆怯。”这番话是指我将信件誊抄了一份，并一同转交给负责计划的李富春审阅。在此，毛泽东大声询问：“李锐在吗？”我正坐在会场后排，随即起身回应。毛泽东在众人面前对我说：“你为何坐在后面？快坐到前面来！你给我写了三封信，对我大有裨益。李锐啊，我要感谢你，这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感激。你为何只给我‘骨头’，不给我‘肉’呢？”毛泽东似乎觉得我的信过于简略。

彼时，与会者向我戏言，你已然名声鹊起，显赫一时。

历经三个月的风云变幻，我由上海会议时的炙手可热，变为庐山会议中的“军事俱乐部成员”，最终沦落到“十八层地狱”的境地。这段政治波涛中的起伏跌宕，让我深刻领悟到了我国特色政治斗争的变幻无常与潜在风险！

自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我的冤屈得到了昭雪。1982年，陈云同志亲自邀我前往中央组织部，着手组建青年干部局。起初，我并未萌生前往之意；直至陈云同志亲笔致信邀请，我才决定接受这一任命。身为理工科出身，我一生的志向仅在于为国家的“现代化”贡献一份实际行动，从未有过踏入政坛、执掌官职的念头，更不愿投身于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。然而，事态的发展往往不遵循个人意志，在那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岁月里，无论身处何种职位，均难以摆脱政治的纠缠。我终究被卷入了庐山会议那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，遭受了无尽的磨难，即便竭力逃避，亦无法脱身。

盛：您的幸存并记录庐山会议那段历史的文字，构成了无价的历史文献，将被收录于史册之中。另外，我想询问，《周惠谈话记录》中屡次提及周小舟及您。您能否分享您与这两位周先生的关系？

李锐：五十年代初，我与周小舟在湖南并肩共事。彼时，他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一职，而我则担任副部长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同处一室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小舟同志性格平易近人，谦逊有礼，脚踏实地，性情直率，从不随波逐流，亦不落井下石。在庐山会议上，他的这种可贵品质尤为显著。尽管遭受了猛烈的指责，他依然保持内心的平和，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于无端的攻击，他勇往直前，坚定立场，既不过分自责，也不将责任推诿他人。正因为如此，他遭到了部分人的嫉妒与仇恨，致使他后来的遭遇与结局异常凄惨。

至于周惠，自延安时期起，我便与他相识；随同南下之际，又在开封重逢。在五十年代初期我于湖南任职期间，他担任益阳地委书记，我们之间颇为熟悉。在庐山会议上，我们开始进行深入的交谈，观点相合。我与周惠，既是同志又是朋友，彼此间并无任何嫌隙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委书记，尽管如此，他仍不时与我保持联系；自我们成为中顾委委员之后，我们的交往愈发频繁。

盛：张杰的佳作问世之后，众多同仁纷纷挥毫泼墨，或作证或撰文以正视听。方才聆听了您的肺腑之言，心中颇受触动，遂即兴吟咏了一首短诗，此刻愿与您分享：庐山烟云渐散去，秀峰重披薄雾衣。几番和风驱散邪瘴，晴霞依旧照亮苍穹。

是张杰本人还是他人？《谈话记录》的依据是文字还是录音？这些关键信息均未明确阐述，且似乎难以解释。因此，人们不禁要问：撰写此文者究竟意图何为？

李锐：纠正错误、否定“两个凡是”。诸多曾被扭曲的历史真相得以拨乱反正，极左思潮受到了严厉的批判。然而，有一群人对此心怀不满，他们不愿接受真相的揭示。惯常以陈旧的思维编织种种谣言迷雾，意图搅乱视听，愚弄民众。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不容篡改，时代之潮流亦无法阻挡。

再说一遍：若该文作者敢于承担起责任，我衷心期望他能挺身而出，勇敢地将自己的证据公之于众。我乐意在法庭之上，与他进行面对面的交锋。

2010年2月25日北京

庐山会议纪录片

李锐（1917年4月13日至2019年2月16日），原名李厚生，曾以李候森为笔名，诞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。1936年春，投身革命事业，并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战争岁月里，他曾历任中共湖南省委青委书记、湖南省委特派员、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、冀热辽日报社社长，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的政治秘书和陈云同志的政治秘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担任湖南日报社社长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、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、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。1958年1月起，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。然而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遭受严厉批判，随之被撤销所有职务，并被开除党籍。1960年2月，被下放到北大荒虎林850农场劳动。1962年12月，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进行劳动。1967年至1975年，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长达8年。1979年1月，恢复工作，担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。1982年，出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。1982年至1984年，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。此后，他担任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组长。他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，以及十二、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