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政府派 120 幼童赴美：留学进程尚未过半，却被强制终止归国

这些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。

从1872年到1881年，清政府共派出了120名幼童前往美国。而这些小孩的平均年龄仅为12岁。如果按照原计划，他们将会在美国学习生活15年。但是在第9年的时候留学计划突然中断。绝大多数“幼童”被强制召回。

虽然他们没能完成学业，但他们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比如詹天佑是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。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。

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送这些幼童出国留学呢？然后清政府又为什么中断了留学计划呢？还有就是，这些幼童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究竟怎么样呢？

提及近代中国的留美幼童群体，有一个人始终绕不开，他就是容闳。倘若没有容闳的奔走与推动，中国近代史上这场大规模的幼童留美计划，或许根本不会成为现实。

1828 年，容闳出生在如今的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。由于南屏镇与澳门距离极近，受地理环境影响，容闳幼年时便进入澳门的一所洋人开办的学校就读。18 岁那年，他跟随学校的洋人校长前往美国深造学习，经过数年的刻苦攻读，成功从耶鲁大学毕业。由此，容闳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从美国知名高等学府毕业的学子。

然而，毕业之后的容闳并未选择留在美国发展，而是毅然决定回到祖国。他怀揣着建设国家的理想，希望能将更多同胞送往美国学习先进知识与技术，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新的活力。可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隔着巨大的鸿沟，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、内忧外患的背景下，容闳为实现这一目标，足足奔波了 18 年之久。

1854 年，29 岁的容闳回到中国。彼时，太平天国运动正席卷全国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清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留学项目这类 “长远规划”，容闳的计划暂时陷入停滞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容闳开始尝试多种工作：他做过翻译，从事过法律相关事务，还曾为美国驻华公使馆效力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容闳有意识地结交朝中的达官贵人，希望能为自己的留学计划寻找支持者，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。当时正值洋务运动初期，曾国藩对西方技术的重要性有深刻认知，也十分认可容闳提出的留美计划。但如此重大的举措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，曾国藩只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再向朝廷正式提议。

时间一晃来到 1870 年，这一年，天津爆发了民众焚毁教堂、杀死传教士的事件，史称 “天津教案”。清政府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这一棘手的外交纠纷，曾国藩特意邀请容闳担任翻译，协助沟通协调。

在处理 “天津教案” 的过程中，曾国藩深切体会到，随着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，清政府急需培养一批熟悉西方情况、精通国际事务的 “新式人才”，否则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只会处处被动。

就在这时，曾国藩猛然想起容闳此前提出的留美计划。于是，他与李鸿章商议后，决定两人联合向皇帝上奏，正式提出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请求。

在奏折中，他们写道：“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强大，其背后是军政、船政、制造、天文、地理等诸多学科知识的支撑与融合。我们可以选拔一批聪慧的少年，送往美国学习这些西方擅长的技艺，如此一来，我大清的国力才能逐步强盛起来。”

这道奏折递上去后，很快便得到了朝廷的回应。当时的同治皇帝只批复了 “依议、钦此” 四个字，正式批准了这项留美计划。随着皇帝的首肯，相关部门立刻着手推进各项筹备工作。

最初制定的留美计划具体内容如下：清政府每年选派 30 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，连续选派 4 年，总计 120 名幼童；这些幼童需在美国完成 15 年的学习，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军事、船舶、计算、制造等与国家建设、军事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；留学期间的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，经核算，整个计划的总花费约为 120 万两白银。

对于 “120 万两白银” 这个数字，或许大家没有直观概念。据网上相关测算，这笔费用换算成如今的货币，大约相当于 400 万美元，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额投入。要知道，那时候很多美国学生都需要靠打工赚取学费，而留美幼童不仅无需担忧学费，生活条件也比绝大多数美国学生更为优越。

这里我们补充一个细节：清政府之所以愿意在留美计划上投入如此多的资金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借此向美国展现清朝的 “大国气度”—— 说直白些，就是好面子。但无论初衷如何，清政府对这项留学计划的支持力度确实不容小觑。

留美计划的整体框架确定后，具体的执行工作便交给了容闳。容闳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招募符合条件的幼童。说到招生，大家可能会觉得：政府出钱资助，还能去发达的美国留学，报名的人肯定络绎不绝吧？

事实却恰恰相反。

首先，当时缺乏有效的宣传渠道，没有报纸等媒介广而告之，绝大多数民众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留学项目；其次，少数知晓该项目的达官贵族和八旗子弟，也不愿将自家孩子送到遥远的国外；再者，尽管当时清朝百姓已经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，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，他们仍认为外国是 “蛮夷之地”，外国人都是 “野蛮人”，甚至传言外国人会吃人。在这样的认知下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出国求学充满抵触。

起初，容闳在上海开展招生工作。他本以为上海作为开埠较早的城市，民众思想相对开放，招生会比较顺利，可最终只招到了几个人。无奈之下，容闳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广东继续招募。在最终选定的 120 名幼童中，约有 80 多人来自广东，他们的平均年龄仅有 12 岁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幼童大多来自普通家庭：有些家庭是希望孩子能出国闯一闯，寻找新的出路；有些家庭则是实在走投无路，只能将孩子送去留学，赌一把未来。不得不说，广东民众确实有着敢闯敢试的精神 —— 要知道，这一去就是 15 年，期间若发生任何意外，很可能就是生死相隔。

但正如老话所说 “富贵险中求”，1872 年，第一批留美幼童怀着对未来的憧憬，正式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。

留美生活

经过 25 天的海上航行，30 名幼童顺利抵达美国西海岸。随后，他们乘坐火车横穿美国大陆，最终抵达新英格兰地区。早在幼童出发之前，容闳就已提前前往新英格兰，亲自为孩子们联系了寄宿家庭、中学以及未来可能就读的大学，为他们的留美生活做好了充分准备。

新英格兰地区正是容闳当年留学的地方，18 年后，30 名中国幼童再次来到这里，立刻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不小的轰动。美国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正面报道，但当美国人真正见到这些中国孩子时，还是觉得有些新奇。

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便是幼童们头上的长辫子 —— 要知道，长辫子在当时对清政府而言，不仅是发型，更是统治权威的象征。而这看似不起眼的辫子，也为后来留美计划的中断埋下了隐患。

这些幼童进入美国学校后，首先要克服的便是语言障碍。不得不说，中国孩子在学习上似乎确实有着独特的天赋：仅仅用了一年时间，他们的英语水平就基本赶上了当地孩子，而且英文书写尤为出色 —— 不仅能用钢笔书写，还能用毛笔书写英文；不仅能完成英语作文，还能创作英语诗歌。更难得的是，具备这样能力的并非个别孩子，而是大多数留美幼童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些中国孩子的表现让美国老师深感震惊。随着语言障碍的突破，幼童们陆续进入美国各大中学就读，而他们在中学里的表现，完全可以用 “六边形战士” 来形容，各方面都十分出色。

首先，学习成绩自然不必多说，绝对是碾压级的存在，在班级乃至年级中都名列前茅；其次，中国孩子在体育方面的表现也出人意料地出色 —— 这似乎与人们对中国孩子 “文弱” 的刻板印象不符，但事实确实如此；再者，这些幼童长相清秀，举止礼貌，待人谦和有礼，凭借良好的形象与素养，身边从不缺乏外国女孩的关注。

除此之外，他们身上没有丝毫自卑怯懦的气质。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，多次有留美幼童作为学生代表发言，演讲主题涵盖中英鸦片贸易、中日琉球争端、俄国土耳其战争等国际议题。

要知道，他们当时还只是中学生啊！同期的美国孩子或许还在为 “背诵全文” 发愁，而留美幼童已经开始关注国家大事与国际局势，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视野与格局。

正因孩子们表现优异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们的作文、故事、绘画作品就会登上美国的知名报纸，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“明星”。后来，连美国总统都亲自会见了部分中国幼童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些孩子在美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与知名度，也为大清王朝挣足了脸面。

然而，有一部分人却对留美幼童的表现感到不满，他们就是中国留学管理局的官员。

留美幼童抵达美国后，清政府在新英格兰地区设立了留学管理局。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有两项：一是负责管理留美计划的各项开支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；二是监督幼童的学习与日常生活，防止他们 “沾染洋俗”。

在留美计划启动之前，清政府就为幼童划定了三条不可逾越的 “红线”：第一，严禁加入美国国籍；第二，严禁信仰基督教、进入教堂；第三，严禁剪掉头上的长辫子。

除了这三条 “红线”，幼童们还需要定期学习儒家经典，像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都在学习范围内；此外，跪拜皇帝画像、参与传统祭祀等活动也必须参加。如果有幼童表现出抵触情绪或违反规定，管理局的官员便会对其进行体罚。

起初，幼童们还能勉强遵守这些规定，但随着在美国生活时间的推移，他们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价值观的冲突。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：白天，他们学习的是机械、工程、天文、地理等西方现代学科，接触的是洛克、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，探讨的是自由与民主；可到了晚上，他们却要遵循封建传统，对着皇帝画像行跪拜礼，背诵《大清律例》中的条文。这种白天与黑夜、现代与传统的割裂感，让孩子们倍感痛苦。更让他们困扰的是，头上的长辫子常常成为美国同学嘲笑的对象，很多美国人甚至戏称他们为 “中国女孩”。

在多重矛盾的交织下，有些幼童终于忍不住突破了 “红线”—— 他们剪掉了辫子，还走进了教堂。要知道，这两件事在清政府眼中是绝对不可容忍的，因此，留学管理局立刻将这些 “违规” 的幼童遣送回了中国。

这件事发生后，其余的幼童收敛了许多，也可以说，他们学会了 “见人下菜碟”：平常上学时，他们会穿上西式服装，把辫子藏进衣服或帽子里，尽量融入当地环境；可一旦回到管理局，他们就会换上传统长袍，把辫子露出来，装作一副 “守规矩” 的样子。

其实，面对孩子们的这种 “小聪明”，管理局的官员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他们自己也在美国生活，对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，只要孩子们能顺利完成学业、将来回国效力，他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。

经过七八年的学习，年龄较大的幼童陆续考入了美国的知名大学。据统计，当时有 22 人考入耶鲁大学，8 人考入麻省理工学院，3 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，2 人考入哈佛大学；其余的孩子并非没有考上名校，只是因为年龄较小，仍在中学就读。即便进入了大学，这些曾经的 “幼童” 依旧保持着 “六边形战士” 的风采，在学业与各项活动中都表现突出。

不过，这里我们重点说说他们在体育方面的成就。当时，留美幼童们组建了一支名为 “东方人棒球队” 的队伍：詹天佑担任内场手，梁敦彦是队里的最佳投手，黄开甲则有着 “小旋风杰克” 的绰号。这支棒球队经常参加全国性比赛，在校际联赛中更是屡次夺冠，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队伍。此外，钟文耀还担任了耶鲁大学划船队的队长 —— 在他担任队长之前，耶鲁大学划船队在与哈佛大学的比赛中一直处于劣势，屡屡被 “按着头打”；但自从钟文耀上任后，耶鲁大学划船队连续两年击败哈佛大学，打破了此前的颓势。

这些留美幼童凭借自己的实力，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，赢得了尊重与掌声。然而，他们却始终无法赢得清政府的完全信任。

当留美计划进行到第 8 年时，留学管理局迎来了一位新负责人，名叫吴嘉善。吴嘉善是个思想顽固的保守派，对西方的一切事物都抱有排斥态度。他上任后，立刻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规定：禁止留美幼童穿西式服装，禁止他们学习地理学科，禁止参与体育活动，禁止与女同学过多接触，禁止和同学一起去露营……

除此之外，吴嘉善还大幅加强了儒家思想的教育力度，要求学生见到他必须行跪拜礼，连鞠躬都不允许；类似的繁文缛节还有很多，几乎全方位限制了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。

总而言之，吴嘉善的核心想法就是：让这些留学生只专注于学习西方技术知识，其他与 “洋俗” 相关的事情都不准参与。

可正如一只已经展翅高飞的小鸟，怎么可能愿意重新回到狭小的笼子里呢？吴嘉善的严苛举措，引发了留美幼童们的激烈反抗。

看到孩子们的反抗，吴嘉善勃然大怒，认为他们 “简直是要造反”。于是，他直接向皇帝上奏，诋毁留美幼童。在奏折中，吴嘉善写道：“外国的风俗败坏，弊端极多，这些学生年纪尚小，品德尚未定型，很容易沾染恶习。如今他们已经丧失了爱国之心，即便将来学成归国，也对国家毫无益处。不如现在就将他们全部召回，还能为国家减少损失。”

吴嘉善的奏折递上去后，朝中不少有识之士都为留美幼童感到惋惜。容闳极力向朝廷证明，孩子们在学习和思想上完全没有问题，所谓 “沾染恶习” 都是不实之词；李鸿章则试图从中调和，提议说：“还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可以先召回，已经进入大学的孩子，能不能让他们完成学业再回来？否则这么多年的投入就白费了，实在太可惜。”

与此同时，美国社会各界也纷纷为留美幼童请愿 —— 耶鲁大学校长、军队将领、驻华大使、著名作家马克・吐温，甚至美国前总统等人，都联名向清政府施压，认为这些中国孩子非常优秀，中途终止留学计划实在太过可惜。但即便如此，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—— 在清政府眼中，维护封建统治的 “体面”，远比培养人才更为重要。最终，皇帝再次在奏折上批复了 “依议、钦此” 四个字，决定终止留美计划，将所有幼童召回。

幼童归国

1881 年，94 名留美幼童分批次回到了中国。其余的 26 名幼童中，有几人因此前 “违规” 已被提前召回，有几人在留学期间不幸病逝，还有几人不愿放弃学业，选择抗旨留在了美国。在这 94 名归国幼童中，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了大学学业，其余人都因计划中断而半途而废。正因如此，这些幼童回国后，大多无法从事与留学专业相关的工作。

不过，当时清政府已经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，急需各类人才，这些留美幼童也被分配到了洋务运动的各个 “前线” 领域：有人被派往煤矿负责技术工作，有人加入海军投身国防建设，有人投身教育事业培养新式人才，有人参与电报系统的搭建与运营…… 尽管这些工作与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并不完全对口，但他们凭借扎实的学习基础和勤奋钻研的精神，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

其中，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，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等重要工程，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；唐绍仪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，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；梁敦彦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，推动了近代交通事业的进步；黄开甲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，多次参与重要外交事务；李恩福则通过文字为在美华人争取合法权益，维护同胞的尊严；在庚子赔款谈判中，梁诚积极周旋，成功敦促美国退还了 1000 多万美元的赔款，而这笔退款后来被用于创办清华大学，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此外，唐国安担任了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，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；蔡绍基成为北洋大学（现天津大学）第一任校长，推动了近代工科教育的发展；容揆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外交官长达 40 年，为中美两国的交流沟通搭建了桥梁；钟文耀参与了中国早期铁路网络的规划与建设，是铁路领域的重要开拓者；吴仰曾、邝荣光等 8 人成为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，为中国矿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。

除了上述领域，还有 20 多名留美幼童投身海军事业。在 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中，有 4 名留美幼童为保卫国家壮烈牺牲；在 1894 年的甲午海战中，多名留美幼童驾驶战舰奋勇抗敌，甚至驾驶舰船撞击日本军舰，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。

这些留美幼童分散在各个行业，成为了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他们不仅是中国铁路、矿业、外交、通讯、教育等领域的 “拓荒者”，更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为旧中国播下了希望的火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