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 年难忘宴请！周总理招待柳亚子突发离席，毛主席诗作 “牢骚太盛” 藏深意

“我有急事在身，得先行一步，邓颖超同志将陪同各位。”话音刚落，周总理便转身离去。然而，柳亚子手中的酒杯却久久未能放下。此时，邓颖超同志立刻为柳亚子斟满酒、夹好菜，试图缓解他的尴尬情绪。

周总理素以仁厚待人，温文尔雅，但在与柳亚子交往时，却罕见地展现出他的不拘小节，甚至于将客人置之不理，自行离去。毛主席闻知此事，特作诗一首，其中两句云：

牢骚勿多，眼界宜宽。

“牢骚太盛”这四个字，实则并非用以形容周总理，而是特指柳亚子。

1949年，柳亚子受邀前往北方参与新政协会议，其下榻之地被安排在了六国饭店。对柳亚子而言，入住此处不仅便于游览古都北平，更可随时与老友相聚，畅谈往事。故此，初抵北平的那一周，他的心情洋溢着喜悦，充满了振奋。

一周过后，中央政府作出决策，将六国饭店辟为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居住及办公场所，柳亚子因此不得不迁往颐和园。相较于六国饭店，颐和园的生活环境略显简陋，负责照料他的解放军战士亦不如饭店服务员那般周到细致。

更让柳亚子难以接受的是，自己到了北平这么长时间，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，倒是不少曾经共产党的“死对头”，早已经见过了毛主席。柳亚子心里很不平衡，经常不满地说：

“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，早革命不如晚革命，晚革命不如不革命，不革命不如反革命，我也有同感……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，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，跟着共产党走的，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‘冷板凳’。”

柳亚子，生于清朝光绪年间，承蒙世代诗书传家的熏陶，自幼便沉浸在古典文学的海洋之中。12岁之际，他已能挥毫泼墨，创作出五七言诗，更撰写了数万字的历史评论文章。随着时代的演进，国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激起了柳亚子的爱国热情，他成为了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，并以诗歌为武器，高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。

1903年，柳亚子踏入上海爱国学社的行列，与蔡元培、章太炎等杰出人士结为知己。受他们的影响，柳亚子的革命理念得以稳固成型。他积极参与创办了宣扬革命思想的《革命军》，并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，荣膺“双料革命党”之誉。

在一次偶然的邂逅中，柳亚子有幸遇见了途经上海的孙中山。尽管彼时孙中山正遭受清政府的通缉、被日本政府驱逐，并在党内承受着诸多误解与非议，柳亚子却依然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，从此立志成为他理想的追随者。

1909年，柳亚子积极参与创立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首个革命文学团体——南社。该组织以文学为锐器，紧密与同盟会协作，共同投身于反清反袁的斗争之中。社员人数迅速增至一千余人，其中汇聚了黄兴、宋教仁等众多知名人士。

柳亚子，作为南社的核心组织者和卓越领导者，几乎一手操持了南社的一系列重大活动，因而成为该社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杰出人物。

自“五四运动”爆发，柳亚子在十月革命浪潮的推动下，实现了政治、思想以及文学领域的显著提升，从而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热心拥护者。随后，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，柳亚子以同盟会成员的身份投身其中，负责组建吴江县党部，并担任执委常务委员的职务。

1926年，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柳亚子荣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职。正当柳亚子对国共合作的坚定信念给予全力支持之际，蒋介石却突然抛出了整理党务案，紧接着又策划了“中山舰事件”。

柳亚子洞悉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，当众痛斥其为“新军阀”。蒋介石将柳亚子视为眼中钉，曾密派手下潜入其宅邸进行搜捕。幸得夫人相救，柳亚子方幸免于难。事发当晚，他立刻登船离开上海，随后又前往日本寻求庇护。

一年多以后，柳亚子回国定居上海。严酷的斗争现实，促使柳亚子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，坚决站在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前列，与宋庆龄、何香凝被谢觉哉并称为“国党三仁”。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柳亚子与爱国进步人士紧密团结，四处奔走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。“一 · 二八”上海事变爆发，柳亚子与何香凝等人一起组织救护队，并发起书画展览会募集救济金。

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，柳亚子亲自起草和奔走，与宋庆龄、何香凝等人在香港联合发表宣言，严厉斥责蒋介石迫害新四军的罪行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。当时正值国民党召开中央八中全会，蒋介石邀请柳亚子赴会，企图将其软禁，结果柳亚子早已经洞察蒋介石的企图，拍着桌子对前来“促驾”的吴铁城说：

“我宁愿遭受暗杀，也不愿踏入这场挂着羊头实则卖狗肉的会议！”

蒋介石因羞愧而愤怒，以借口为由剥夺了柳亚子的国民党党籍，然而柳亚子秉持正义之举，却赢得了众多革命同仁的赞誉。

在蒋介石挑起内战之际，柳亚子悄然抵达香港，与李济深、何香凝等志同道合之士携手创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。他当选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并肩负起秘书长的重任。此后，柳亚子还投身于扶余诗社的组织工作，并荣任社长一职。

柳亚子向来坚信，自己反蒋的功绩不容小觑，且才情横溢。然而，当新政协筹备会拉开序幕之际，他却意外地被自己亲手创立的民革排除在外。此后，“文联”、“作协”等文化团体亦将他排除在领袖之列。这一连串的遭遇，令柳亚子倍感失落与沮丧。

移居颐和园后，柳亚子的失落感愈发浓重。一日，他外出闲逛至市场，带回了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小型石膏像。不料，门卫误将其当作园内住家亲友，遂将他拦住。柳亚子怒不可遏，挥舞手中的拐杖，狠狠地打了过去，同时怒斥道：

“在这居住已有七、八日之久了，难道你至今还未曾认识我？”

周总理曾在颐和园设宴款待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邵力子。柳亚子闻悉周总理莅临颐和园却未亲自探望自己，便怒火中烧，放言道：“若毛主席与周副主席再不予以理会，我唯有选择投湖或悬梁自尽。”

得知此事后，周总理特地嘱咐负责照顾柳亚子的便衣队员，务必避免激怒他，并确保其人身安全。即便便衣队员们处处小心谨慎，不愉快的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。

彼时，柳亚子提出欲尝鲜嫩黄瓜，管理员虽四处奔波于周边的菜市场，却始终未能觅得踪影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返回向柳亚子道歉，解释称鲜黄瓜尚未到市。不料，听闻此事后，柳亚子怒不可遏，随手便给了管理员一记耳光：“你未尽职责，竟还口出客观之辞！”

柳亚子屡次对工作人员动粗，当周总理闻悉此事，在和谈进入间歇期后，便在颐和园设下盛宴款待柳亚子。酒席之上，周总理向柳亚子阐释了之所以延宕未访的缘由，并对他出手打人的行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严厉斥责。

得知此事，毛主席遂为柳亚子挥毫泼墨，作诗一首，点明其牢骚之盛，并劝其放宽视野。柳亚子览诗后，深受触动，欣然接受毛主席的教诲，心甘情愿留在北平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。

在首届新政协会议上，柳亚子荣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职；紧接着，民革举办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，柳亚子再度被选为民革中央的常务委员。自迁居北京以来，他的心情愈发愉悦，对周遭的一切均感到十分满足。

遗憾的是，自1951年起，柳亚子被发现患有脑动脉硬化症，7年后，他在北京与世长辞，享年72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