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 年毛主席踱步沉思，突然唤秘书取笔墨，为何执意要亲自写龚维蓉的任命书？

1952年，北京中南海，毛主席正在菊香书屋来回踱步，不时思考着什么。突然，毛主席招呼秘书拿过笔来，郑重说道：“别人我不管，但是她的任命书，我一定要亲自写。”

这个能让毛主席亲自写下任命书的人是谁呢？而她，便是合肥四大家族龚家的千金——龚维蓉。

身为龚家的千金，龚维蓉不仅有令人羡慕的美貌、良好的家世。和这些相比，她的人生远比想象的要传奇和伟大。

打开一张尘封的1934年4月《合肥基督医院华人职员一览表》14人中职务为“医师”的仅郑信坚、龚维蓉2人，其他有实验室主任、药剂师、护士长和护士5人，以及会计、簿记、翻译等。

作为一名刚步入中年的女性，龚维蓉在西人开办的医院里能做到主治医师，不仅为当时的合肥少见，在安徽也是凤毛麟角。为此，龚维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！

庐州望族女

1900年，龚维蓉生于安徽合肥龚家，这个家族在古庐州城赫赫有名。《龚氏宗谱》记载，龚家始迁祖龚俊于明代从江西临川迁居合肥，历经数代打拼，从一贫如洗发展为当地望族。

清末庐州流传的民谣“一世二世孤苦伶仃，三世四世渐有书生……十三十四两代翰林”，正是龚家发家史的生动写照。与“富不过三代”的俗谚不同，龚家在百年间人才辈出，即便政权更迭，仍不断涌现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材，成为中国家族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范例。

民国初年，龚维蓉的伯父龚积炳曾任山东省财政厅长、代民政长，父亲龚积义也在山东历任军法处处长及日照、平度等县县长，家族权势可见一斑。身为龚家二小姐，龚维蓉自幼锦衣玉食，却没有染上豪门千金的娇奢习气。

13岁时，她随母亲赴济南与父亲团聚，考入济南女子师范学校，在新文化思潮的熏陶下，逐渐萌发了追求民主自由、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。

“不能医国者便医人”，这一当时流传甚广的思潮，深深影响了龚维蓉。1918年，她毅然考入山东女子医学校（后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，今山东大学医学院），决心用医术服务民众。

彼时女子学医凤毛麟角，她却凭借扎实的基础和刻苦的态度，在医学殿堂里稳步前行。然而，学业刚入佳境，一桩“娃娃亲”打破了她的规划——父亲与项家父亲在烟榻上定下的婚约，让18岁的项以鼎千里迢迢赶来济南提亲。

按照合肥“女大三，抱金砖”的习俗，年长项以鼎三岁的龚维蓉正合“吉兆”。面对这桩封建婚约，龚维蓉没有像进步青年那样激烈反抗，而是提出了条件：

同意结婚，但必须等她完成医学学业。就这样，项以鼎成了上门女婿，两人在济南举行婚礼，次年长子项有森出生。为了兼顾学业，龚维蓉采用“哺乳避孕法”让孩子吃奶至三岁，以此争取安心读书的时间。1925年7月，历经七年苦读，她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，随后次子降生，家庭与学业的平衡，在她的坚韧中得以实现。

烽火行医路

1928年，“五三惨案”在济南爆发，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济南，奸淫掳掠，杀害3600余名中国军民，包括17位外交人员。

时任济南女师代课教师的龚维蓉，与师生们一同上街请愿、露宿街头，坚决要求日军撤出济南。她以一手好字书写抗议标语，还义卖书法作品，将收入全部捐给死难者家属。这场斗争持续数月，最终迫使日军撤离。

此后，家庭变故接踵而至：丈夫项以鼎染上烟瘾，挥霍无度；母亲病故，解甲归田的父亲带着家眷坐吃山空；婆家得罪仇家，项以鼎在抗战前夕被暗杀。

龚维蓉先是从婆家投奔娘家，后又因娘家败落，不得不变卖陪嫁首饰维持生计。1931年，走投无路的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合肥基督医院，以“只求温饱、不领薪酬”的条件成为实习医生。

这家美国教会医院通用英文，而龚维蓉在济南所学教材为德文，语言障碍成为她的第一道难关。她利用门诊、查房、手术的间隙疯狂补习英语，很快便能与外籍同事顺畅交流。

凭借扎实的医术和敬业精神，她第二年便晋升为住院医师，三年后成为主治医师，月薪从10块大洋涨至50块，终于摆脱了生活困境。到抗战爆发前，她已成长为一名全能的主治医师，在当地颇具声望。

1937年，战火蔓延至安徽，合肥频繁遭遇日军轰炸，基督医院虽在屋顶涂画美国国旗以求自保，仍未能幸免。1938年5月合肥沦陷，龚维蓉在查看大伯家受损情况时，险些被日本兵掳走，幸得父亲和儿子奋力阻拦才脱险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美籍院长柯普仁决定解散医院返国，临行前为每位中国职员开具了从业证明。不愿在日军铁蹄下苟活的龚维蓉，带着儿子项有彬踏上了向西逃亡的道路。

母子二人穿越层层封锁线，步行七天七夜，途经雷麻、六安、苏家埠等地，最终抵达战时安徽省会立煌（今金寨）。

1942年，龚维蓉主持创办合肥基督医院立煌临时诊所，重新拿起手术刀。然而好景不长，1943年日军攻陷立煌，诊所被付之一炬。面对一片废墟，龚维蓉擦干眼泪，重新筹措资金重建诊所。在立煌的日子里，她翻山越岭为百姓出诊，脚肿起泡也毫无怨言，名声越来越响，报纸上时常出现患者的鸣谢启事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龚维蓉返回合肥基督医院参与接收工作，此时她已成为擅长外科、妇科、儿科的知名医师。1948年12月，美国大使馆通知外籍人员撤离，柯普仁临走前组建院务委员会，龚维蓉成为六名成员之一。

合肥解放后，她满怀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卫生事业，当儿子项有彬提出要去山东参加革命时，她虽有不舍，仍坚定支持：“去吧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！”

殊荣加身

新中国成立后，龚维蓉仿佛焕发了新生。她曾感慨：“我从未见过如此廉洁奉公、艰苦朴素的干部，国家有希望了！”1951年，合肥基督医院先后更名为皖北行署直属医院、安徽省立和平医院（今省立医院），龚维蓉均被任命为副院长兼外科主任。

年过半百的她，依旧精力充沛，上午坐诊、下午查房，有手术时常常深夜才回家。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，她成功为白内障患者复明，为妇女摘除30多公斤重的卵巢肿块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疗奇迹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龚维蓉积极发动职工捐钱捐物支援前线，还投身妇女工作，参与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，坚决与外国宗教势力划清界限。

1952年，皖北、皖南行署合并为安徽省政府，龚维蓉被推选为省第一届委员，还当选为全国妇联代表、省人民代表。当毛主席得知这位女医师的事迹后，亲自为她写下任命书，这份殊荣，是对她半生奉献的最高肯定。

令人动容的是，龚维蓉始终保持着谦逊与无私。她主动要求退出基督教会，从教会分配的小洋楼搬离；以“医院收归国有，应与职工同工同酬”为由，申请降低自己的薪水；土改时，她写信让乡下姑子交出家中地契，坦言“要让农民有地种，让子孙自力更生”。

1954年，安徽省立和平医院划归合肥管理，更名为合肥市妇幼保健院，龚维蓉继续担任副院长，被确定为主任医师。

在保健院任职期间，她克服困难组织了七期“难产急救培训班”，为全省培养了大批妇产科人才。“四清”运动中，年过花甲的她率领医疗队下乡，为缺医少药的群众义诊，受到省卫生厅通报表彰。

由于医术精湛、医德高尚，百姓们纷纷慕名而来，她家门前常常门庭若市，即便职务繁忙被事务耽搁，患者也愿意耐心等候。

薪火相传

1978年，78岁的龚维蓉正式退休，没有返回医院分配的住房，而是住在原合肥晚报社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生活清贫却自在。尽管离开了岗位，从前的患者和孕妇仍源源不断地上门求医，她从不推辞，检查、问诊分文不取，耐心讲解病情，与许多患者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1979年3月，她参加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，兴奋之余，不顾高龄在午休时戴着老花镜颤抖着写提案，全然忘记了自己已是八旬老人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一次用餐时，龚维蓉突发脑中风，经三个月抢救才脱离危险，但右手右脚已无法自由活动。为防止偏瘫，她坚持接受按摩、针灸治疗，顽强地进行康复锻炼，从未喊过一声苦。然而，岁月终究不饶人，1982年5月10日，这位传奇女医师因病逝世，享年83岁。

为了确定这位特殊人物的治丧规格，中共合肥市委两次召开常委会研究，并请示省委统战部，最终决定按副市级待遇治丧。治丧委员会由市委副书记丁之任主任，市委常委、市政协副主席等担任副主任，19名成员均为省市重要干部。

1983年5月23日，追悼会在合肥殡仪馆隆重举行，数百名各界人士前来送别，市委副书记丁之亲致悼词，缅怀她的一生。

从庐州望族的千金小姐，到乱世中挣扎的单身母亲，再到新中国的知名医师，龚维蓉的身份几经变迁，但医者仁心的底色从未改变。毛主席亲书的任命状，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，而扎根民间、救死扶伤的坚守，更让她成为百姓心中永恒的“生命天使”。

她的故事，不仅是一段个人传奇，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信仰、奉献家国的生动缩影。